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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爱……
——精神分析实践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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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转移的历史的精神分析的历史
01
弗洛伊德在其技术论文中将转移视作精神分析工作的一个“发现”，而他对反转移的讨论却更多将其作为一种警示性的寓言。抛开弗洛伊德对转移和反转移在分析中的效用的思考，他确实将对转移的分析工作安置在一种纯粹的精神分析的维度——这一由分析情境引发的现象显著区别于曾经有效的催眠暗示。这一“发现”，在某种程度上使得精神分析与催眠暗示法彻底决裂。
然而，事实真正如此么？正如沈志中先生在《喑哑与倾听》中对精神分析发展史的回顾所显示的，精神分析的理论早已以某种形式存在于弗洛伊德发明精神分析前的神经学的著作中。转移也不例外，马奥尼注意到，弗洛伊德在试图解释转移的机制时，经常提到催眠。似乎催眠的状态与转移有着某种相似之处（这里我们采取一种弗洛伊德式的简化，仅仅将女分析者对男分析家的转移之爱——实际情况显然要复杂得多——作为框架进行讨论），不可否认，转移之中似乎也有着某种“出神”之物，似乎有某种魔法让分析者处于一种坠入爱河的错觉之中。爱又何尝不是一种催眠呢？激情之爱推动着我们去相信所爱之人所说的一切，使我们不计一切代价变成对方所欲望的“那个人”。应该说，在弗洛伊德真正提出转移前，转移就已然以某种形式存在于精神分析理论的制作中了。
Anna O,图片来源：psicologiaymente.com/
精神分析的实践恰恰始于爱。我们姑且将弗洛伊德受布洛伊尔使用的“谈话疗法”启发而进行谈话式治疗实践视为精神分析元年。然而，要注意的是，“谈话疗法”究竟是谁发明的呢？不是这位具有某种知识的布洛伊尔医生，而是他的病人——安娜·O。安娜·O当时已然受困于严重的失语症，基本无法进行语言交流，有趣的是，她却能够——且仅仅愿意——和布洛伊尔进行交流。在这其中运作的是什么呢？是布洛伊尔的权威性么？那为什么他的同事就无法同这位病人工作呢（见《癔症研究》）？布洛伊尔——这位年轻帅气的医生——所做的仅仅是抓住了安娜·O希望对他言说的愿望，而治疗的工作——正如我们在精神分析实践中所见的——是由这位女病人亲自完成的。或许此种说法有某种唐突且牵强之处，毕竟，《癔症研究》仅仅科学化地描述了治疗的过程，其中并无过多牵涉医生与病人的关系。不过，弗洛伊德曾亲口告诉琼斯一件关于布洛伊尔的轶事：布洛伊尔与安娜·O结束治疗关系的当天，他被紧急召回到安娜·O家中，他发现安娜·O症状加重并处于一种癔症性怀孕的状态中，她宣称：“布洛伊尔医生的孩子要出生了！”诚然，我们无法探究这类轶事的真实性，但精神分析的经验告诉我们，往往是言说出来的话语承载着真相，不是么？
我们当然可以进一步推测，安娜·O将自己对父亲的爱转移到了布洛伊尔身上，但在此处过多地意淫已不再有意义。关键在于，这一精神分析最初的个案就已然显示了某种“爱的治愈”。必须要注意的是，不是“爱”本身治愈了安娜·O——正如布洛伊尔离开后她的症状突然加重所显示的——而是“爱”使得治疗的开展具有可能性。可以说，正是转移关系使得精神分析的实践有了可能。没有转移这一存在于人类关系中的基本现象，就不可能有精神分析的历史。
02从女性之谜到癔症话语
图片来源：madinamerica.com
弗洛伊德在其1915年的文章《对转移之爱的观察》中，选取了女分析者爱上男分析家的例子对转移的处理进行了阐述。为什么是女分析者呢？或许我们可以认为这是分析情境中常见且“简单”的情况，但若仅仅如此看待此文章，我们就很难去真正领会弗洛伊德当时所思考的问题。我们需要将对弗洛伊德的“信任”置于阅读之前——相信他做出这个选择有其更为深刻的动机。正如他在文章中所说，他认为这种情形具有理论与现实的双重意义。从某些层面来看，弗洛伊德对构建精神分析理论的关切高于他对治疗实践的热情，也正是基于此，他在文章中要求“精神分析家应该从一个不同的角度来看待这一问题”，必须以一种超越当下的“爱”的错觉的视角来理解转移的运作。
那么这份“爱”究竟是什么呢？情欲性转移显然并不仅仅存在于女分析者与男分析家之间，当弗洛伊德谈论这种转移之时，牵涉着的极有可能是一直困扰着他的“女性之谜”——反观精神分析的历史，我们可以说，正是对女性的迷惑不解导致了精神分析的产生，“女人”创造了精神分析。但是，正如弗洛伊德时常混淆的——仅仅从生理层面去区分男性与女性，会导致临床上的困难。在文章中，弗洛伊德所阐发的是：分析家既不能回应分析者对爱的请求，也不能将其拒绝；而分析者只能接受爱上分析家的“宿命”。或许，弗洛伊德笔下的这种“宿命”正是某种于他而言无法理解之“物”，正如他认为分析者的阻抗会利用这种“爱”来干扰分析工作，但他又无法否认这种“爱”本身的真实性一样，行至此处，弗洛伊德也只能将其视作绝对的“真实”而诉诸命运。
但是，要真正理解转移——特别是情欲性转移——精神分析就不能停止在此处。拉康则从话语（discours）的角度处理了转移的问题，拉康强调，在精神分析的工作中，分析家要力图使分析者进入癔症话语之中。经由对癔症话语的阐释，我们可以处理弗洛伊德留下的两个疑难。一方面，话语并不和特定的性别相连接，分析情境的关键是将癔症话语产生出来；另一方面，透过拉康对话语结构中的四个项——被划杠的主体、客体小a、主人能指、知识——的划分，我们能够理解被癔症话语“说着”的主体如何压抑了作为自身真相的客体小a，转而寻求一个假设知道的主体的知识。这份对爱的请求，恰恰遮掩着存在于分析者的无意识当中的“真相”。
讨论现场
撰稿人：李卓轩
微信编辑：玄渊
栏目编辑：贺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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